旧时老包头商业经济发展概况

​历史上的包头是因商而建，因商而兴的一座城市。包头商业始于清朝康熙年间。

清初，今包头地域是蒙汉杂居之地。清王朝实行“蒙汉分治”，最初是禁止汉族人员流入的。康熙年间始有山西等地商民持清政府发的印票（俗称龙票）进入蒙地经商。商民携带粮食、土布、糖、油、茶等进入蒙古族居住地换取牲畜、皮毛、药材等。此种商人称旅蒙商。旅蒙商最早在包头的昆都仑、井坪、西脑包、博托河(东河)两岸暂居。后随着来口外租地耕种的农民和经商做买卖的人员逐渐增多，有条件的人开始筑屋居住，形成了村落。商家有了固定的商铺。经过康雍两朝到了乾隆年间，包头村的商号有了如月号、三义公、丰联昌、东顺成、源茂升、广盛魁、新泰店、广盛公等。其中广盛公（后改名复盛公）经营为旅蒙商服务的草料业。如月号经营蒙古族所需的刀具等，还为马匹打马掌。新泰店经营屠宰牛羊、兼营牲畜、皮毛。此外，还分别有经营粮油、布匹、杂货、小吃、餐饮等众多店铺。随着旅蒙业的发展，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清王朝在萨拉齐、包头村、昆都仑等处设了税卡，每卡设笔帖式两人，专门征收旅蒙商的牲畜税。

当年，旅蒙商来包头地区经商最初大多是做皮毛生意的，商人们将从草原牧区收购的皮毛用驼队转运到河运渡口（当时黄河古渡口有托克托河口镇渡口和毛岱渡口），再由河运向外运出。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黄河改道南移，黄河古渡口托克托河口镇溃堤，渡口码头损毁，此后，河运渡口西移至包头镇的南海子，包头开始有了水路运输。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黄河再次改道，土默川境内的古渡口毛岱水运码头也废弃，之后的水运也移至南海子。这样，包头镇南海子渡口成为西北地区的重要渡口。随之一些大商号迁移包头，黄河西路船筏均改为包头南海子码头停泊。包头也成为当时西北地区的皮毛货运集散地。中国的皮毛主要产于蒙地和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这些地方的皮毛输出主要靠河运。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的渗入，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加紧掠夺中国的资源。皮毛、药材等产品经过洋行操纵转手进入国际市场。天津成为皮毛出口的主要港口。外国洋行纷纷来包收购皮毛。西部省区的皮毛经河运至包头南海子渡口，然后再陆运至天津。当时，来包头收购皮毛的洋行和买办企业有英、美、俄等国的仁记、恰和、隆茂、晋和、新泰新、隆昌、益昌、成记、安利、恒昌、天泰和、广德行、德裕隆等三十多家。清咸丰、同治年间包头成为中国最大的皮毛交易市场。清光绪年间，包头皮毛集散达500万公斤以上。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仁记一次在包头就收购羊绒15万公斤。为收购皮毛的中间商皮毛店亦成为包头商界的龙头。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包头已有皮毛店42户，资金11.9万元(银元)。皮毛发展带动了钱庄、货店、杂货、旅蒙及手工业等“九行、十六社”的发展。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包头已发展到13941户，68094人。当时，继晋商资本和外资之后，河北和平津资本进入包头，开设门市，经营日用百货、绸缎布匹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晋胜银行等先后在包头设立分支机构。邮政局、电报局也相继成立。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平绥铁路通车包头，包头成为名负其实的水旱码头。使原来依靠马车、驼运货物的陆上运输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包括皮毛在内的所有在包头集中的各种土特产品河运至包头，然后由铁路运至天津港，通过铁路各种日用百货运至包头，再转运至西北各省和外蒙地区。陆上交通运输的显著改善，加上黄河水运之便，吸引东西客商纷至沓来，外商洋行也相继设庄，包头成为了西北地区的商品集散重镇。 

当时，包头镇商会所属大小商户有1000多家，年贸易额约2000万元。其中皮毛类商品成交额在1000万元以上。皮店、毛庄就有70多家，从事皮毛整理、加工、打包的工人达千余人。旅蒙商从包头运出大量杂货，每年从牧区购回或换取的羊毛约300多万斤，皮张30多万张以及大量牲畜。黄河码头和火车站，参加短途运输的马车达四、五百辆，黄河上游来的木船、皮筏每天达三、四百艘。由火车运来的工业品，也源源不断抵达包头。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饮食、服务业发展和市面繁荣。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包头人口增至14万人，包头镇改置为包头县。

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下的包头经济是十分脆弱的。一方面，它受制于外国资本，对当时商贸活动有很大影响。一遇风吹草动，便受到很大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的洋行停止收购，有的欠付货款，导致包头不少皮毛店歇业倒闭。即使较为殷实的“广恒西”，也是院内皮毛堆集如山，没有销路，一派萧条景象。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英商安利洋行倒闭，欠付包头皮毛行的期款达50万元，造成皮毛庄店银根紧缩，滞收滞付，无法正常做生意。另一方面，在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经营环境差，发展很不稳定。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西北各省连遭旱灾，农牧业凋敝，包头的皮毛业、粮食业等大受影响，仅包头就有1000多人饿死。此外，军队过境，支应繁重，土匪劫掠，商旅受阻。凡此种种，都使包头的经济举步维艰。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包头的工商户已从1100多户下降为500多户。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由山东、河北、山西等省绅商集资开办的包头电灯面粉公司开业投产，安装电灯3000盏并开始生产面粉。芬兰商人也在这时来包头投资开办永茂源甘草公司，日产甘草膏260斤，全部运往天津。当时在“开发西北”声中，包头商业开始复苏。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输出驼、羊绒毛800多万斤，各类皮张17.3万张。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输出驼、羊绒毛2600万斤，各类皮张95万张。前几年倒闭过半的皮店毛庄这时又有所恢复，新开业的有近40家。与皮毛业有关的牲畜业、货栈业和皮毛加工手工业，也有了较快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业也有了较快发展，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包头大同汽车行开业，有汽车50辆，往返于包头至五原、陕坝、三盛公等地。此外，当时参与货运的还有畜力大车约700辆，骆驼1000多峰。平绥铁路运营良好，年货运量有230万吨，客运量达120万人次。当年，中德双方组织的“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在包头修筑飞机场，开辟了包头——宁夏——兰州航线，定期航班，每周往返一次。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包头铁路输出羊毛1.3万吨、驼毛1000吨、皮张400吨、甘草3000吨、药材176吨、水烟3558吨、高粱400吨、小米1000吨、发菜100吨。输入棉纱布匹1840吨、土布900吨、小麦900吨、砂糖1000吨、食品800吨、蔬菜400吨、纸200吨、烟草1210吨、茶叶600吨。同时，通过公路、河运输入枸杞4万公斤、羊毛30万公斤、甘草25万公斤、杂粮945万公斤、红盐72万公斤。输出杂货物达750万公斤。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10月包头沦陷。处于日寇统治之下，人民被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经济上日军实施经济掠夺，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日军为控制包头民族工商业，对贸易、金融、物价、物资、贩卖、劳动等实行统制。首先是军事管制，垄断经营，组织日商大举进入，大肆掠夺重要物资。对各种毛绒、皮张、粮食、药材以至煤炭、铁矿石、云母、石棉等强行贬价征购，甚至无偿征用，直接供给日军或运往日本。其次，利用日本洋行，倾销日货，出售统制商品，打压本地商业。仅1941年8月至11月，包头商店歇业140户，其中京货业歇业10户，旅蒙业歇业一半。三是强迫农民种植洋烟（鸦片），设置专业机构，严密控制播种、收割、收购、加工、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实行专卖。四是没收、征用金融、电业、交通运输、煤炭等企业，控制经济命脉。五是开设赌场、妓院、吸毒场所，祸害中国人。日寇占领期间，西路商道断绝，包头经济萎缩、市面萧条、民不聊生，城市人口锐减到7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包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致使包头商业商户倒闭，经济不能及时得到恢复。据统计，1949年时，包头市商会所属各业商家由原来905户减少为659户。其中绒毛牲畜业为19户、生皮业为2户、杂货业为77户、丝绵货业为36户、油粮业为19户、货店业为13户、米面业为36户、蒙古业为3户、纸业为20户、国药业为26户、五金业为56户、饭馆业为19户、靴鞋业为16户、制草业为14户、粉糖业为19户、制衣业为33户、照像钟表业为19户、毡毯业为17户、饼饽业为39户、肉业为34户、酱园业为57户、木业为32户、旅店业为35户、理发业为14户处于惨淡经营状况。1949年9月，绥远和平解放前，包头仍然是一个皮毛、粮食集散地。农业生产落后，商业萧条，工业基础薄弱，仅有6家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的工厂和一些手工业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