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日伪统治下的包头

旧中国日伪统治下的包头

一、包头沦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5日，侵华日军在26师团长宫淳中将指挥下，沿平缓铁路线向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进犯，协同行动的有酒井机械化师团。10月6日、大同、集宁相继失守，伪蒙古军司令李守信率6个师在集宁与酒井部会合。此时，闫锡山命博作义放弃大同，南撤雁门关保卫太原，又将驻守绥远的赵承绥的骑兵和王靖国所率陆军七十师（王靖国任师长、绥西警备司令、兼绥西屯垦代督办）调回山西，将守卫绥远的主力部队尽撒。同年8月，战时东北军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曾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东北边防副司令），七七事变后他请缨抗日，在大同组成司令部，统辖东北骑兵第二军第六师（师长刘桂五，在固阳与日军激战时牺牲），并招抚收编东北零散部队组成东北挺进军。大同失守时，与国民党军骑七师门炳岳部队退入绥西。时值绥远局势混乱，军政无首，遂公议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推举马占山任委员长。10月14日，马占山等从归绥退驻包头，司令部设在包头绥西屯垦公署。当日，研究应敌计划，决定由井得泉的新骑兵三师在萨拉齐阻敌，由刘桂五师在磴口设置防线，抢时间运走包头的物资，向后套撤退。此前包头县县长兼警察局长赵仲克已于9月间秘密弃职携款逃往山西。马占山乃委任老秀才商会文牍刘澍代理县长（刘1928年曾任包头县长），委任王文质为警察局长。当时驻扎在包头城内的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路（其司令刘效贤、1928年在包头组建国民党包头县党部任执委）是刚组建的乌合之众，尚无战斗力。布防于城周的主力部队只有马占山和门炳岳的部队。10月16日，在萨阻敌的东北挺进军败退，撒回包头。当日晚，刘桂五率部在镫口与日军激战，伤亡甚重，曾组织夜袭日军，但未能成功，只好退往包头。当夜2时，马占山下令向后套撤退，刘效贤率部南渡黄河。包头已是无防之城。是夜，包头商会邀集士绅富商开会，公推漠南公司经理张绍堂、商会会长董五三（广恒西皮毛店经理）代县长刘澍等人组成维持会。17日上午9时，维持会及翻译王文质（王因会日语）等20余人，手持日本国旗到火车站迎接日军进城，包头遂深陷于日军之手。同日，伪蒙古军一、四师也进入包头。从此包头人民沦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0月24日，成立伪包头县公署，由日本侵略军安宅带领的政治接收班子委任刘澍任县长。12月1日，改包头县为包头特别市，刘澍代理市长。

1938年1月，包头特别市改称包头市，隶属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偶傀政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后改由蒙疆自治政府管辖。不久，伪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任包头市公署市长，日本驻市公署顾问为朝增秀二、清水顺辅。改县制为市的原因，据《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称"主要是为适应经济上的需要，不过政治和军事的因素也与设市有关，因为包头是平绥铁路的终点，黄河水运的渡口，为皮毛百货的集散地，而且是军事上前哨、日伪军集中驻地，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控制战略物资，掌握经济命脉，供应军队所需，更愿加强包头的行政组织，因此，特设包头市。

日伪在包头设置了严密的相互制约、相互监视的组织系统，包括包头市公署、特务、宪兵机关、领事馆、日系和亲日的社会团体。在其内部相互制约中，采取不同的方式、手段，对中国人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上统治、剥夺、毒化，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服务。

二、日伪在老包头的暴行

1937年10月15日，马占山的新编三师井得泉部在萨拉齐与日军酒井机械化师团的松甫、长谷川部激战，数小时后城破，井部撤退。日军进入萨拉齐县城后闯入居民院中，将居住在东城门附近的张双小等47人驱赶至玉皇庙后的水池边屠杀，顷刻间池边血迹一片，染红了池水，惨不忍睹。中午，日军又枪杀毕志大等9人，将人头挂在天泰粮店门首示众。

10月16日，日军途经公积板村，逐户搜查．将青壮年男子刘全金等32人押到场面，用机枪扫射，只史大挠一人幸存。同日，日军经鄂尔格逊村，用重炮轰击村庄，致多处房舍被毁，村庄陷入火海之中，死伤多人。10月17日，日军小岛联队侵入包头，在富三元巷（今东河区和平路）见一伙人搬运东西，不问情由，使用机枪扫射，瞬间众人倒在血泊中。21日，3名日本兵路经包头清真寺北寺梁巷时，窥见一院内回族女青年马伴女，兽性大发，欲行奸污，马奋力反抗，邻居数人闻声操铁锹相救，日本鬼子逃遁。少时，日军多人将马伴女的丈夫何文章抓回司令部，先灌辣椒水，再用刺刀戳，又放狼狗咬，然后浇上汽油活活的烧死在东门外。后来又将何文章的哥哥何鸿章和贺煜功、王朋等人押解到张家口，活埋于"孤魂滩"。

日军侵占包头后，对行人和住户随意检查，曾将城门关闭3天，声称换户搜查抗日份子，实际上是大规模的劫掠而已。平时包头城的城门由4个日本兵、4个伪军守卫着，老百姓出入城门时，必须脱帽向日伪军鞠躬．表示恭敬忠顺，否则打骂随之而来。

1938年1月，日军小竹原部在固阳县德兴圣村，无故将8名农民用刺刀捅死。

驻包日军司令小岛，更凶残如兽，一次从厚和（呼和浩特）押来了一名女教师，小岛命日兵将其衣服扒光，唆使狼狗追咬，众鬼子围观，狂笑作乐。

金龙王庙街17号居民大栓柱，被日本兵拉去当装卸工。日本鬼子以丢失几块砖茶为借口，将大栓柱和装卸工工头一同装入麻袋，扔进黄河。同时期官井梁居民李宽海父子，因在其家中被搜出本"禁书"被活理。

日军经常抓劳工为其服役，劳工死伤不计其数。据1947年7月20日固阳县政府上报绥远省政府的《关于在日伪时期劳工统计》称："1937年～1945年日伪军从乌兰忽洞等地征集民工717人，死亡362人，失踪229人，逃走114人，只回乡12人"。

1939年12月19日夜，傳作义将军率部攻打包头，袭击日伪军，日伪军损失甚重。战事结束后，驻守包头的日军头领小岛藏吉中将难辞其咎，遂编造谎言，称"市公署有通敌分子"。伪蒙古军司分李守信也信口雌黄，说"包头商会给敌军驮运烙饼做给养"。于是，1940年2月15日，包头城门紧闭，日本宪兵队开始大搜捕，将伪警务股长王文质、商会会长董世昌、郄相国等30余人逮捕。2月17日，将商会常委王悦仁、裴会等20余人抓捕。3月11日，将伪市公署代行政股长齐寿康等20多人拘捕，先后共逮捕85人。日军对被捕者施以惨无人道的刑法，打断裴会双臂；四次灌齐寿康辣椒水；王文质被放在烧红的火炉上烤炙；给娄跃东的足趾里钉竹签；将王明双手钉在木凳上；刘定基被活活吊死；张子清（义盛店经理）被乱棍打死；高子英（市民）死于酷刑之下。重刑之下仍无证据，不得不于同年4月26日取保释放了刘治基（小学教员）、史春山、秦邦玺、王平五、李鸣岐、王文卿、刘安庆、刘平轩等64人。董世昌等21人被押往伪蒙疆首府张家口，后释放了王裕仁、王明道。同年6月12日夜，日军以所谓"通敌结社"、"组织地下包头同志会"之名，将王文质、董世昌、王旭卿、刘莱、娄跃东、贺煜功、裴会等9人杀死于元宝山下，判金雨亭、刘守祥、高振亭、田清雨、辛寿宸、齐寿康、刘芳斋、杨锦斋、曹觉民6~10年徒刑。除齐寿康1945年被八路军解救出来外，其他人都被折磨死在狱中。此次震惊包头的"正月大捕杀"21人惨遭杀害，致残者多人。

1940年，日军多次对大青山游击队进行"扫荡"，均未能得逞。1941年，日军改变办法，封锁包头至厚和（呼和浩特）18道山口，把山前小村烧掉，把村民赶到大村，在大村周围修筑围子和碉堡，在沟口前挖"隔断壕",架铁丝网，修筑炮楼，不准人们进出山口，妄图把游击队困死在山里。日本鬼子对山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井尔沟烧毁民房300多间，将抓住的村民全部杀死，井尔沟变成了"无人区"。前脑包村的30间农舍被烧为灰烬，枪杀村民9人，就连割倒的庄稼也被烧光。巴总窑子20多名农民被日军抓走，村干部李检才为掩护群众，被敌人打死，其余村民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1942年，日伪军在大南沟、前野马兔、后野马兔、北留图村进行"扫荡"，烧房50多间，抢走牲畜500多头，庄稼全部被烧掉。在小坝上，除一个牛倌幸免外，200多人被屠杀，万家沟到水磨沟的所有村庄被烧毁。西水滩村仅有21人，日本鬼子也不放过，把全村老幼都赶到场面上，用刺刀捅倒，仅1人幸存下来。

日本宪兵队包头分队草菅人命，杀人如麻。1942年，包头宪兵分队"剿共班"在军曹平冢专七带领下，在后脑包村一次屠杀村民20人。萨县明沙淖村小商贩王海生担干货叫卖，硬说他是给八路军送给养的，押回宪兵队活活打死。张飞生的表兄到萨拉齐忘带良民证，被疑为八路军的探子，抓至宪兵队活理。同时被活理的还有30多人。

1945年夏，在萨拉齐日本宪兵队做工的刘某，将一把斧子带进"留置所"，被日军发现。宪兵队长阿久下令在院内挖一大坑，将"留置所"内做工的14人全部活理。

中共美岱召支部书记张二秃，在苏卜盖被日本特务逮捕，毒打后被装入麻袋，用刺刀捅死。宪兵队长冈田义一又将他的脑壳打开，取脑浆下酒。

据已有资料记载，日本宪兵包头分队秘密和公开杀害共产党员、抗日战士、国民党人员、爱国人士、无辜群众达300多人。

三．日军的经济掠夺

（一）金融掠夺

1938年2月，日伪金融管制委员会召集包头5家私营钱庄开会，宣布5家的资金财产、人员全部合并，组合成包头同和实业银行。当时被合的复盛公有银洋2.83万元，复盛西有银洋1.22万元，晋兴钱庄有银洋2.15万元，吉履谦有银洋1.87万元，广恒源有银洋1.77万元，合计现银9.83万元。连同5家的固定资产有12万银洋之巨，均折股并入同和实业银行。1938年3月1日挂牌开业，随后调入日本人把持重要岗位。日本侵略者曾声言各家钱庄投入股金分红，又称以八厘计发利息，但八年中5家钱庄不但无分文红利，其投入的资本亦尽数付诸东流，全被掠去。

同年，日伪金融管制委员会以整顿金融业为名，行掠夺之实，将在沦陷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山西省银行、绥远省平市官钱局、绥远丰业银行的所有资产尽数没收，成立蒙疆银行，资本1200万元（其中察南、晋北、蒙古联监自治政府出资300万元），于1938年12月1日正式开业。同日，蒙疆银行包头分行也挂牌开业。蒙疆银行总行设在张家口，有控制金融和发行货币之权，并在日本东京设有办事处。

蒙疆银行开业即发行伪蒙疆银行钞票。钞票面额分6种，最大面值100元，票面印骆驼图案，故俗称"骆驼票"。上市流通后，除限期收兑察南银行券、满洲中央银行券、日本银行券外，其他货币禁止在蒙疆地区流通。骆驼票不做一般的存、放、汇、兑，专供日伪军政、日伪公司等付款使用，强迫在市面流通等于日伪拿一堆废纸，换实实在在的物资，在仅有6万多人口的包头，发行骆驼票600万元。骆驼票发行后，不准市场上贬值使用，一旦发现，即以"扰乱破坏金融罪"处罚。1939年绥西物价出现狂涨之势、到1945年秋，包头物价上涨了10倍，老百姓遭受空前的经济浩劫。

旧时，包头复字号钱庄和典当行基本是两行一家．即钱庄也开当铺。1944年4月20日，伪同和实业银行将包头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3家当铺强令合并，称兴亚当包头支分当，总当设在厚和（今呼和浩特），复盛公等3家当铺的7.5万元资本有去无归。

（二）、皮毛及矿产资源掠夺

日本侵略军占领包头后，把皮毛列为重要战略物资，禁止中国商人插手。1938年2月，由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日本毛织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蒙疆毛织株式会社、兼松商店、三菱洋行、满洲畜产品株式会社、大蒙公司等8家集资300万元，分60股在张家口组成蒙疆羊毛同业公会，在包头设羊毛同业分会，买卖由日本人做价格由日本人定。包头的皮毛店变为日伪羊毛同业分会的经办商，只取佣金，25家汉人经营的皮毛店平均收入减少52%，11家回民经营的皮毛店平均收入减少41%。1937~1939年，日本人收走的羊毛、羊绒达1224.5万斤，各类兽皮148.4万张。

1939年秋，日军没收漠南公司在石拐的矿井，成立大青山炭矿股份有限公司石拐矿业所。为尽快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命伪包头市公署土木股修筑包头至石拐的铁路路基，由日本人开办的土木建筑大力工和崛岛工两家公司承建。1940年7月铁路铺通，全长43.19公里。铁路修通后加快了运煤速度，为了多采煤炭，不仅从固阳县、萨县等地抓劳工，就连包头"死人沟"里的乞丐也被抓去挖煤。這些穷苦人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劳作，吃不饱穿不暖，生了病无人管，生活不如牛马，几年死亡矿工300多人。

石拐矿采出来的煤分三等，一等块煤全数运往日本。1939~1945年运出200多万吨;二等煤供给日伪机关、军队、日本人和公务人员;三等煤为混煤,供发电厂，对居民生活用煤也限量"配给"混煤。1945年7月，日本人感到末日来临，将包头至石拐的铁轨全部拆除。日军在掠夺包头石拐煤的同时，还由大蒙公司开采石棉和云母矿。原矿石运至包头，每天让7个镇的镇公所派工车到市街云母工场加工云母。

此外，日本大蒙公司以极低价格强行收购甘草、黄芪、柴胡、枸杞、大黄、黄连、羌活、党参、当归、川芎、苦豆根、发菜等中药材。仅甘草一种就达3000多万斤，致使药材店和存货客户损失惨重。

(三)日商垄断市场，实行经济统治

包头沦陷后，日商蜂拥而至。据1941年《蒙疆年鉴》统计，日商在包经营的行业达41种，大至银行、铁路、开矿、办厂，小至小食店、杂货店等，经营企业达191家。其中垄断性的企业有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包头出张所等16家。这些企业垄断着包头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电业、邮电、皮毛皮草、煤矿、石棉矿、云母矿、纺织品、药品、烟草、粮、油、糖、茶、酒、火柴、肥皂、布匹等，把持着包头的经济命脉，获取高额利润。

另一些是由日本人开设的中小企业，有东海洋行等12家，组成"包头日本商工会"，协助日伪政权进行物资配给和统治，协调他们的经营，既为日本侵略军服务，也利用权势倾销日货，赚包头人的钱，支持其侵略战争。

1941年3月，日军为支持其侵略战争，实施"东亚之内政须将所有资力人力加以统制"政策。统制后，中国人经商受了限制，商店无货可卖，无利可得。1943年大批商家频频歇业，全市工商户由1936年1000多家降为500余家。商家无货可卖，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粮油、棉布、酱醋茶、糖、酒、火柴、煤油、腊烛、煤炭、盐巴等都限量"配给"，生活苦不堪言。以饮食业为例，1941年日伪政权实行物资统制后，包头各饭馆用的面、油、糖等原料均属限额"配给，致使一些饭馆缺乏食材，无法经营，私人饭馆减至30家，而日本人经营的饮食店却增至10家。

四、种鸦片、兴赌博

1938年，日军在包头实施亡国灭种、毒化中国人民的政策，鼓励农民种植罂粟，农民不识其狼子野心，为眼前利益驱动，竞相种植。当年，用尚好的水浇地种罂粟2.33万亩。1940年，伪市公署市长金朝文秉承其日本主子的旨意，发布广种罂粟的布告，促使包头所属乡村罂粟种植面积大量增加，是年即达6.9万亩，后逐年增加。据资料记载，最多时约有20万亩水浇地种植罂粟，以亩产板烟20两计，年产400万两。

包头种罂粟多，受害甚大。日伪政权极力鼓动开设烟馆，领有营业执照的烟馆有37处，造成抽大烟的人越来越多，据说在近7万人口的老包头竞有上万名烟民，可见毒害之深。

1938年春，日本顾问西村秀向哥老会头目郗效周提出开设俱乐部以广敛钱财的意见，郗遵照执行，开办了以赌博为主的俱乐部，俱乐部内设高级赌局一处，供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赌博，另辟打麻将、推牌九、摇骰子房间。

1939年，投机商人张锡九、郭玉书见开俱乐部有利可图，便向伪市公署顾问申请另设了一个俱乐部。包头人称坐落在财神庙的叫西俱乐部，座落在东前街的为东俱乐部。东西俱乐部开办数年，榨取包头人民的钱财达2000多万元，使许多人家变卖家产，卖儿鬻女，步入贫困交加的境地。

五、文化侵略

1938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成立华北灭共委员会，其目的集中体现在1940年华北方面军制订的《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规定"具体实现以下事项作为当前的目标：(1)根除共产势力，宣扬新民精神，建设王道社会；(2)开发产业，发扬东亚文化，以实现民政的改善及安居乐业；(3)纠正中国民众以往的排外惟我独尊的民族意识，实现睦邻友好；(4)促日满华的共同防卫，经济一体化，以完成紧密的互助体制，实现真正的共存共荣"。同时，以机密文件《附录书》作为日本官员统治中国民众的法宝。其中第四章"思想策动的摧毁"要求：(1)对共产军的抗日地域进行扫荡，以摧毁思想策动的根源。(2)逮捕抗日救国分子，监视左倾嫌疑，消灭共产党在占领区的抗日救国团体。(3)取缔思想策动，禁止非法结社，集会及多数人参加的活动，限制言论自由；确立对教会、学校的检阅制度，杜绝借合法手段进行思想策动；严格检查著作、印刷出版物；取缔违反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戏剧、电影等。

▲1941年1月1日元旦，《蒙疆新报》刊登的言论

日军的思想战攻势出笼之后，一时甚嚣尘上。1941年，在包头日伪军、市公署、日系及亲日社会团体一齐上阵，从9月11日开始，用了3个月的时间贯彻《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开展了"施政跃进运动"，到处张贴"清乡灭共自卫信赖政府"、"剿共自卫是人民绝对的义务"等布告和标语，还利用《蒙疆新闻》、《蒙疆新报》、《蒙疆通讯》等报刊及广播，美化殖民统治，进行奴化教育。

日军对学生的奴化教育更是处心积虑。当时包头有公立学校7所，私立3所，在校学生1056人。日军规定学校教育方针是"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及东亚道义精华发扬、德性陶冶，授以实际的技能，培养坚实的人物，并根绝共产思想，确认东亚民族团结的必要"。依据《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中提出的"致力于瓦解敌方的抗战意志，并使中国民众，尤其使知识分子层及青少年，认识自己应该成为东亚新秩序的共同建设者，从而指导他们积极投入建设行动"。为此规定：(1)日文为主课，每周上7~10节，蒙汉文只准上3~5节，企图逐渐以日语代替中国语。(2)每日清晨升膏药旗，先向东方遥拜，默视天皇，培养学生成为天皇的忠实奴仆。(3)进行军训，提倡武士道精神，视天皇为"神"、对天皇忠贞不渝；教师对学生拳打脚踢都得绝对服从，推行低年级学生服从高年级学生的"阶衔统治"。(4)在音乐课中也不忘灌输奴化思想，教学生唱一些诋毁抗战，歌颂天皇，美化侵略的歌谣。

此外，日伪政权对民间的戏剧、曲艺也进行严格的审查，只准许那些不含爱国和民族精神的戏剧及色情、鬼怪节目充斥舞台，借以麻醉中国人民。同时，还派遣特务打进召庙寺院，利用宗教欺骗人民，为日军的侵略服务。

六、日军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16日下午，傅作义的先遣部队暂编十七师第三团靳书科部抵近包头郊区，靳率数十人进城，召集日军联队长兼特务机关长田中大佐，勒令其不许有任何破坏活动，并将企图焚毁飞机的日军士兵山田关押禁闭。随即召集日军大队长尾原少佐、情报主任几玉尧大尉、日本驻包头领事馆领事远腾秀造等人，命令他们严格管好日军和日本侨民，不得有任何不法行为，不得任意上街等侯处理。17日中午12时，靳书科率全团官兵进入城内，市民夹道欢迎。接收部队随即将日军物资仓库全部查封、盘点造册。后在聚德成饭庄举行授降仪式，由暂编十七师师长朱大纯代表傅作义司令长官接受日军投降，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代表日军向中国受降官进献军刀，敬礼投降。之后，中方派人将驻包日军、日在乡军人及日侨民共2700多人，用专列运至大同，而后经天津遣返日本。

撰稿：赵宝元

编辑：邬建成

审核：赵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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