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上贸易商路

历史上，自周、秦、汉、魏以后，从黄河流域通往蒙古草原的道路有三条，即东道、中道、西道。东道从东北方向出发，自中山经北平、渔阳、向日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匈奴左贤王所理之处；西道从西北出发，自垅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达匈奴右地、即匈奴右贤王所理之处；中道从山西太原出发，经雁门、马邑，再经五原塞(即昆都仑河谷，历史上有稒阳道、五原道、中受降城道之称)，最终通往匈奴政治中心龙城（今蒙古国阿尔浑河上游西侧）。中道的昆都仑河谷平坦宽阔，可通马车，是穿越阴山最理想的交通要道，也是历史上旅蒙商向北与蒙俄开展贸易活动的必经之路。

（古道障城内汉代云纹瓦当）

从17世纪初期至中期，俄国沙皇政府为了与中国建立双边贸易关系，曾多次派遣使臣和商队前来探询通商贸易途径，而中国商人也有同俄国人进行直接贸易的强烈愿望。明朝万历年间（1619年），俄国派遣米哈伊尔弗奥多维奇使团赴中国，他们行走的路线就是通过昆都仑河谷，并经过三娘子和他儿子管辖的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草原。

清雍正六年五月十八(1728年6月25日)中俄两国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了两国商人边境贸易点以及前往城市地点的路线，还规定了两国官员监督管理边境贸易事务。

恰克图等边境贸易市场开辟后，推动了包头和我国北疆地区的城镇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以边境贸易和民族贸易发展起来的城市有库伦（今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多伦诺尔、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呼伦布希尔（今海拉尔）、卜奎（齐齐哈尔）等。包头和这些城市地处中俄贸易的枢纽，具有很大的商品汇聚吞吐能力，不仅要消化从俄国输入的大量毛皮、畜牧产品和毛呢织物等工业品，而且还要把由中原地区运输来的茶叶、布帛、丝织品、磁器、烟草、和大黄等货物输送出去。

中俄贸易进入清道光时期（1821--1850年），为其空前繁荣阶段。由于俄国各阶层嗜茶者与日俱增，风行各地，大大刺激了茶叶进口量的急剧增长，尤其西伯利亚一带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饮茶之风日炽，以至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记载，俄国茶商1839年在恰克图以七百万元购买的茶叶，在下哥罗德市场上卖了一千八百万元，俄商大获其利。厚利刺激了俄商的贩运活动。

此外，福建、湖北、山西等地华商也积极开展对俄贸易，向中俄边境输送了大量茶叶及各类商品。

据天津文史资料第七辑《白俄在天津》记载，1863年(清同治二年)和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俄商李特维诺夫和米哈伊勒巴图也夫先后在汉口分别开设顺丰、阜昌洋行，运销砖茶经包头至俄国。他们运销砖茶的路线是:从汉口用木船经北运河运往通州，再由马车和骆驼队经张家口、集宁、归绥、包头、库伦、运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再转销到西伯利亚和俄国的市场上。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据《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册》记载，该年由汉口至樊城由陆路运至恰克图茶叶数为4253担，茶梗2372担，茶末281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汉口、樊城、恰克图输俄茶叶数为1.66万担，砖茶1.73万担，茶梗983担。显而易见，当时作为对俄贸易陆路商路之一的包头北上国际商路运输是很繁忙的。

包头北上通道至恰克图，地旷人稀，旅途险恶，如履薄冰。从包头出发，至库伦路程约1500公里，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运输以马、牛车、骆驼驮运为主。马可以驮80公斤左右货物，牛车可载250公斤左右货物，骆驼素称沙漠之舟，可驼200公斤货物。由包头至库伦，马队需行50日以上，牛车较慢，约行一个月，骆驼40天左右。由库伦至恰克图对俄贸易市场约350公里，一般行程半月左右。

在交易繁忙时期，有数百辆牛马车和数千峰骆驼投入运输。在广袤的塞外运输线上，骆驼组织为队、房。每15驼编为1队，每队有赶驼人2人，赶驼人乘马，集10队为1房。驼行时常数房相随，迤逦行进，首尾难以相望。那驼铃交奏之声，飘荡旷野，数里可闻。牛、马车辆也以上百或数百结队，一辆辆首尾相衔，长可里计，蔚为壮观。

包头历史上有许多养驼庄号跑蒙古、新疆等地的运输。曾经天顺泰、双盛义两家就各拥有骆驼1000余峰。

至清末，包头至蒙古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路线有所变更。一条是包头至库伦，由包头出发，向西北行，经沙坝子、台梁、大佘太、马图、乌兰脑包再北行，经巴郭至温塔涧瓦尔，并入归绥至库伦大道。再偏西行，经阿布郭里得密图古里至博尔，再北行计29站，到达库伦。另一条路线是包头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此路是经包头至库伦大道，在赛尔乌苏分路，从赛尔乌苏向西行，经莫屯、哈必尔噶、哈达图等24站至乌里雅苏台。再西行经阿勒达勒、克哈喇、乌苏等12站至科布多。

民国13年（1924年），蒙古宣布独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民国15年(1926年)，封闭了边境贸易市场，包头北上经蒙古至西伯利亚的商路中断。该商路为促进中俄与欧洲各国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恰克图旧貌)

 

二、洋行入侵

清道光十九年(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为打开中国市场，借林则徐禁烟挑衅，爆发了鸦片战争。清政府在英国枪炮威胁下，前后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等。美、法等国也趁机讹诈，要利益均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忘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使中国的海岸线由南到北全部开放，从此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了自由通商的权利。同时海关管理也沦于外人，并且执行殖民地性质的大多数不得超过货值百分之五的最低关税率。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广泛开展了对中国各地的经济侵略活动。

包头地处边陲，洋行势力入侵较晚。洋行首入包头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国天津仁记洋行派人至包头住恒义德牲畜皮毛店，一次就收购羊毛、绒10万公斤，转运天津口岸输出国外。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商新泰兴洋行的买办(直接为洋行服务的商行)天聚公派人至包住入广恒西皮毛店收购皮毛、运往天津转国外销售，数年便获得巨额利润，不久在包头开设了“天长仁”、“天聚德”、“天泰会”等分号支店。此后，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绥蒙集散在包头的皮毛、药材等物产资源，引起各国列强的垂涎，从而洋商纷沓而来，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自晚清至民国期间，前后至包头的洋行竞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50余家洋行。

洋行势力入侵包头，主要擢取包头地区的皮毛资源。在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洋行每年在包头擢取的皮毛就占市场的一半。民国24年(1935年)，包头发往内地和口岸的羊毛达1300万公斤、驼毛100万公斤、皮张400万张。民国25年(1936年)，洋行从包头擢走绒毛1327万公斤。据抗日战争时期一份资料统计，包头绒毛出口占天津口岸绒毛出口的60%，而天津绒毛出口占全国绒毛出口的85%左右。可见包头地区被洋行势力擢取绒毛出口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皮毛外，甘草、苁蓉、枸杞、生地、黄芪、大黄、当归等药材和小麦、豌豆、糜子、高粱等粮食也是洋行掠夺的对象。民国初期，北起固阳，西至五原，南至东胜一带，所产粮食均集于包头，每年集散少至19万担，多至20万担以上。大多被洋行收购，运往国外。此外，药材每年在包头集散300万公斤左右，日本森记洋行、美国福隆洋行收购药材销往朝鲜、日本、印尼等国。

洋行势力入侵包头，在掠夺资源的同时，竭力倾销洋货。随着洋行的进驻，洋货输入渐次增多，洋货品种繁杂，有洋布、洋针、洋线、洋糖、洋灯、洋纸、洋皂等，洋货充斥市场，风行城乡人民生活之中。初期以洋布为大宗，随后有其它日用品也陆续跟进。据记载，民国18至22年（1929--1933），由包头塞北关入境的40码白粗洋布有5.97万匹，55码色粗洋布有7.09万匹。其它洋货不计其数。

资本主义列强控制包头对外贸易的目的，就是要变包头为其商品倾销市场。进口以消费品为主，并形成了垄断，商品为少数乃至一个洋行所掌控。例如煤油的进口，主要有美孚石油公司和亚细亚火油公司所垄断。肥皂的进口，主要为英国利华托拉斯中国肥皂公司所垄断。烟叶和纸烟的进口主要由英国、美国烟草公司所垄断。由于洋货倾销市场，给包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三．日军掠夺贸易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暴发。随即向绥远(今内蒙古西部地区)猖狂进攻。10月17日侵占包头。侵略者对包头人民在政治上实行残酷镇压，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包头对外贸易完全受日本侵略者控制，对外贸易殖民化。包头商家的对外贸易基本终止。

日本侵略军占领包头后，实行贸易“统制”。一律不准私人经营，并要求各行各业都要设立“组合”，凡物资转移，金钱出纳，均需由“组合”随时转报日本特务稽查机关，商家经营每天收入的款项，必须存入日伪银行，稍有隐瞒，就要受到严厉的惩治，甚至对城镇人民需要的粮食、棉布也完全“统制”、“配给”，造成粮店无米面，布店无棉布，使工商业无法经营，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保障。同时，日军把设在富三元巷(今和平路)的中国商户全部赶走，组成日本商业一条街。据伪蒙疆年鉴《包头商业、贸易》记载:“昭和十六年(1941年)末，日本人在包头的户数达1429户，人口为2736人，从事商业活动者有225人，从事行业41个”。在日本商业街日店林立，日商云集，使人见之有“身处异国之感”。

(和平路北段旧貌)

日军为了掠夺包头及西北各地的皮毛资源，先后在包头设置陆军仓库，并派遣三井、三棱、日毛和大蒙等株式会社组织的羊毛公会贬价强行收购绒毛、皮张。包头原有各皮毛店庄及皮毛商所存的皮毛禁止外出，把历年积存皮毛抢购一空，仅1937年，日军在包头擢取羊毛400万公斤，皮张十几万张。

日军在包头还设置了“天皮公司”，以极低的工资雇佣劳动力，开采包头附近山中的石棉、云母，经初步加工后运往日本。日军还铺设了一条43公里长的包头至石拐的简易铁路，开采石拐煤矿，先后掠夺200万吨煤炭运往日本。

由于日军侵占包头后，“统制”了皮毛、金融和各种主要生活用品，垄断市场，百般刁难和限制民族商业的正当经营活动，因而包头民族工商业倍受摧残，各业萧条。旅蒙商受日军“统制”挤压，无法开展经营活动，纷纷倒闭，户数较日军入侵前下降20.9%，从业人员下降为164人，资金只有4.2万元。钱、当两行被日商取而代之。粮油、棉布、百货、杂货、烟酒等业受到极大影响，惨淡经营。至于皮毛店庄，也无法正常交易，倒闭者十之六七，幸存的十二、三家也是苟延残喘。大批工商业户被迫失业，处于生计断绝，坐以待毙的悲惨境地。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对外贸易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社会相对稳定，交通恢复畅通，西北各省集存的皮毛、药材、粮食等陆续运到包头。因此，一时商贾云集，各业崛起，市场又呈繁荣。但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迅速崩溃，社会不稳，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之兵匪猖獗，民生凋敝。通往天津口岸的唯一通道平绥(今京包)铁路时断时通，皮毛等物资来源去路基本堵塞，毛价一落千丈。当时英国隆茂洋行、美国兴隆洋行用白市布换取羊绒毛，至1949年春，包头每百市斤羊毛只能换取两尺市布，而且不易兑出，皮毛行业惨遭打击，包头对外贸易渐趋衰落。

旧中国对外贸易，因国家的关税不能完全自主，以及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等因素，包头工商户难以与洋行竞争，商业之利渐被掠夺。外国洋行贩洋货入内地，只需交纳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半税”，一次缴纳之后，即可持单运往任意地方，再无稽阻。而包头工商户贩运货物，由于各地通关要津遍设厘卡“逢关抽税，遇卡抽厘”，包头工商户叫苦不迭。洋行势力的入侵，使包头工商业发展缓慢，再遇上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特务横行，土匪遍地，导致社会不安定，经济凋敝。包头的对外贸易，除了为洋行的资本增加更多暴利外，并不曾为本地的生产者和流通者带来多少利益。尤其在民国2年(1913年)前，包头没有电报、电话等通讯设备，皮毛行业和皮毛商受尽洋行势力的任意摆布。每年初，各洋行就把现银支付给各皮毛店，各皮毛店再支付给各旅蒙商家，到6月绒毛上市，天津口岸及国外市场行情，皮毛店和旅蒙商一概不知，任洋行压等压价，交货结账时，还要向洋行交付预支货款的利息，仅收些成交佣金，洋商坐收其利，而我之利权尽失。因此，旧中国包头的对外贸易完全沦于洋行势力控制剥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状态中。

 

撰稿：赵宝元

编辑：邬建成

审核：赵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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